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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昭君出塞”——所谓“胡汉和亲见识高”的文化漫想

发布于2015-09-27 19:09   浏览次   作者:孙启菲
  
  对于“昭君出塞”这一世界闻名的历史事件,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是:王昭君为了大汉帝国的利益,牺牲了小我的自由和幸福,为汉匈之间结束战争,安定边陲,对加强汉与匈奴和好关系,使呼韩邪后裔长期亲汉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愧是“汉民族优秀的女儿”,“顾全大局”具有牺牲意识的“好儿女”。
  这些是可入历史教科书的论调,是可徘徊于大会堂和调研讲座的言辞,是可以掩盖文化深层次中性剥削和性残酷,并化之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催化剂、促生品。   
  然而我关注的,绝不是冰冷的“历史客观”,也不是那些看似的合理、天经地义,更不会由正统的思维逻辑:“小我”在“大我”的感召服从下的牺牲而放弃个体意志的思索和探寻。我所关注的,是王昭君作为个体的精神和命运。  
  在曹禺的剧作《王昭君》中,显然把个“分明怨恨曲中论”的孤魂女子刻画成了坚毅、一切服从政治需要的女性政治家,在通往那漫无边际的寂寥愁苦的路途之前,出于对主流政治形势的盲从,出于一种创作心理的薄弱和自我个性价值的确失,在曹禺笔下,昭君成了一副笑盈盈的样子,阳光灿烂的样子,所有的低吟徘徊与孤独怨恨,化作了主流话语之下的飞扬婉转的伶俐赞歌。  
  此时的昭君,已经不是历史真实的昭君,而是服务于文化深层次中的野蛮性创伤的面谱化、道具化的昭君;此时的曹禺,亦不是当年运行奔突着滂湃汹涌的激情的曹禺,不是那个内心的野性气质足以颠覆世界的艺术化的诗人。   
  不少人会本着一条明确坚定的逻辑,本着一条残忍的逻辑,作出以下的价值判断:    
  此时的昭君,已经由一个普通平凡的肉欲爱欲的女人,“升华”到了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牺牲的“女性政治家”境界;此时的曹禺,亦由“解放”前的意念懵懂与非理性的文人,“升华”成为以“无产阶级”理性观念改良社会的进步的文豪。    
  然而他们当真“升华”了吗?真的由着社会改造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找到了“崇高价值”的所在,并为“安身立命”追寻到一个根本、一个切实的所在吗?    
  我们无法具体揣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之后的具体生活。漫想连朔荒漠,遥遥望不尽的风沙,石砾漫卷,遮盖了望眼欲穿的心魂;漠漠苍穹,显示着威风与气魄的祁连山脉,碾断了向着朝圣的去路,却碾不碎天地间的寂寞……    
  还有语言的不相通畅,更有风俗、文化所压抑在心的不可愈合的疮疤。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一个深受汉文化熏陶濡化的女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嫁给单于的儿子作妾,因为富丽堂皇的大汉王朝驳回了她返乡离胡的深情怨望,那个虚伪无耻汉成帝,秉承了些许祖上的血脉,威严而充满温柔地警告她:从俗再嫁。    
  所谓的严密周正而不可破的礼仪道德传统,在一个对于强势匈奴充满着惧怕与变形后的张皇的虚惮灵魂中迅速的解体,女性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认同在此时化为空中虚白的纸,稀薄的空气中点染着冷酷的冰封与颤抖。如雨离云,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就好似入了印尼生活的华人便没了正宗的国籍,更不用谈那人道人性的关怀保护一样,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中的土匪在作祟猖狂。
  昭君仿佛一只扑朔迷离的蝴蝶,在为单于儿子作妾、并生下二女之后,便神秘的在正史的记录中仓促消失。令人联想到汉武帝时的细君公主,在远嫁乌孙王后的泪水涟涟中枯槁着生命的深沉委婉与热情磅礴,最终在恳请汉武帝——恳求返回长安时被乌孙王的一纸遗嘱驳回,在武帝不容驳辩的严正命令之下作了乌孙王孙子的妾,生下一女后便咽了气。  
  “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返故乡……”    
  没人听闻,没人想见,更没人洒下几滴悲悯的清泪。    
  历史,永远是男人的历史,女性的价值,最终也只能靠附着男权社会而体现(当今数不尽的女性为主动迎合男性而放弃自我,以虚伪和“高大全”的千百年女性价值界定来完成自己的“形象”——社会形象而非真自我的形象!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和价值认同的“伪形象”!实乃文化深层次中所牵扯缠绕的个性剥削个性压榨的余毒影响),只能在那些冠冕堂皇的历史化社会化理论中找到几句零星的赞叹。
  那赞叹也是变了味的,腐了臭发了酶、打上非人性与非人道的文化病菌印号的。在孤苦且内心伤痕累累的昭君作古近二千年后,便有政治化程度极高的董必武吟咏的“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从而化为铁板钉钉的盖论,还成了今天历史辅导材料中“统一思维”的标准化答案。    
  然而昭君倘若泉下有知,是会对交出全盘的自我成就历史的光辉灿烂,而咽下血与泪而欣慰感激呢?还是……斥责这种剥夺了自由幸福的荒谬无耻,在断送了青春与活泼泼的生命之后,还要给死者平白加上表面称颂实则侮辱性的擎天大帽子呢?    
  中国的文化,最终的目的,便是让个体失去在真实的生命之痛中感知体悟的能力,便是将个性与人性慢化成党性、集体性、国家性、民族性的蚀魂阴毒。生命主体的个性丧失,沦为国家强权的附庸,亦是曹禺的悲剧。    
  曹禺生命前期的四大名剧,无不是充满着丰富绚烂的形象性思维的诗化现实主义杰作,内在充盈的生命激情与生命力量,亦是五四以来文化精英的价值命脉,是土生土长的灵性之“心”与外来西方个人主义的结合,是接着明末的文化新一轮觉醒。无论蘩漪、金子,还是素芳、瑞贞,他笔下的灵魂人物无不以“出走者”的形象——一种潜在的原始爆发力量颠覆腐朽文明社会的虚饰残酷,从个性的张扬中找到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根基,从而确立在人格重塑理想下的新生文明。    
  而作《王昭君》之时的曹禺,则完全颠倒了文学、生命内在的逻辑,因循着社会政治的强大裁夺性思维,做出自愚愚人、内在宣扬“政治高于人性”的垃圾。自我价值的丧失,是作家灵性和智性生命的灭亡。    
  凡宣扬“政治高于人性”的文学,必是虚假的文学;凡坚持“民族价值盖过个体”的文化,必是人道人性丧灭的伪文化。写出小我,写出爱,写出血泪悲欢,是为真文学。    
  《红楼梦》因循着作家自由人性的逻辑,吟咏出一首发乎性灵的青春沦亡、艺灵精华丧灭的悲壮史诗。只有对历史文化具有高度感知力度的心灵,才能发掘体悟到“客观历史现实”——那光芒万丈的辉煌之下,填塞搀杂着的惊天动地的血泪悲鸣。    
  “蛾眉一坠穷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杜牧这句——最真!最切!最具有透彻心灵肺腑的力量!    
  回首昭君一路遥遥,漫嗟凄苦飘摇无人省,或许,你会在政委或妇联的模范表彰中听到她的名字吧。人们假想,若是昭君苍天有灵,听到后世如此褒扬,一定会像出嫁前一样笑盈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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