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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率、灵性、蔑视伦理世情——谈《北京人》的人性复归意识

发布于2015-09-29 20:35   浏览次   作者:孙启菲

  前言:《北京人》是天才戏剧家曹禺(1910—1996)横空出世的“四大名剧”的关门之作。作为这样一部具有丰厚的审美与价值积淀的文艺作品,蕴涵了曹禺人格重塑和文明新生的人格审美意识和内在戏剧深层结构的成熟趋向。本文将从人物塑造和结构分析等角度阐述《北京人》的人性复归主旨与超越性价值内涵。

  一、 理想国与闭琐国之间的冲突对立
  理想国与闭琐国的直接对立——是贯穿曹禺四大名剧中的清晰明确的结构。表现在《北京人》里,具体体现为曾家窒息生命的封建牢笼与“以往的北京人”天真纯洁的自由世界的对立。在曾家这一传统大家庭濒临腐朽衰亡的监狱里,曾皓、曾思懿象征着内心荒芜自私的封建专制家长,在他们的手下不断缔结着人性的压抑扭曲。而与此二者相对立的,是媳妇瑞贞与寄人篱下的愫方,她们或多或少带有与棺材般阴暗的曾宅相对立的气质。前者的自由意识和反抗心理更多来自本能的个体感性生命的未被泯灭和对于新思想、新价值的追求;而后者与棺材大家庭的对立则主要体现在心态上的宽容随和和一种古典贞静式的绮丽哀伤。
  理想国与闭琐世界的尖锐冲突集中在对于世道有不同价值裁夺的鲜明个体之上。在曹禺构造的戏剧世界里,“家”的概念总与专制、腐朽、阴暗、浊臭共生,而理想国的生命逻辑则是干干脆脆的毁弃与价值断裂式的意义追寻。“棺材”这一贯穿全剧始终的意念是曾宅(实际上也是千千万万即将倾颓的专制牢笼)也是生命衰落式人物(包括曾皓、曾文清、曾思懿等)的象征,是基于世道内选择的具有必亡意义的旧时代非生命的象征。这个倾颓的机构在闭琐之中还沿袭着鼎盛时代的伦理道德,并试图延续人与人之间特定的关系结构,带有着儒家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色彩,甚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当作封建时代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例如曾皓千方百计阻挠愫方的出嫁便是一种对于他人情感和劳动的占有;曾思懿对待儿子与儿媳的态度,也是一种封建式的个性剥削个性压榨态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中,必然产生了与之分庭抗礼的自由新生的追寻——对于黑森林般阴郁环境的否定断弃,使这种封闭结构具有了被撞击打破的可能性。

  二、“北京人”与超越性价值导向的可能性
  与曾家棺材般压抑窒闷的环境直接相对立并产生激烈冲突的,是人类学者袁任敢与其女儿袁圆的存在。袁任敢与袁圆是具有“四大名剧”中一脉相承的野性气质的,是剧作家内心深处“原始的吸引”“蛮性的遗留”的具体活生生的价值载体。袁任敢与袁圆的率性而为、不做作、蔑视腐朽衰退的伦理世情,他们的入住曾宅就好似平静的死水被清灵细巧的石子所撞击。曹禺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使他的剧作中总能有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超越性世界存在(有异于西方基督教现实与超现实理想世界的二元对立文化观)。“以往的北京人”,是袁氏父女率性真情、未被世俗虚伪所玷染的天真灵性:
   “你看,这就是当初的北京人。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约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礼教与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①
  这样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与曾家“活死人”一般的僵化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徜徉于自由世界的心灵幻想者,他们的存在又势必影响到作为彷徨世界的自由追寻者的价值裁夺。这便使乌托邦变为实托邦有了切实的可能性。作为五四中生命意识觉醒文化精英的曹禺,出于感性生命的冲动与对现实污浊世界的厌弃,将被奴役人心目中的理想国指明了导向和归宿。瑞贞在这样个性自由生命意识的冲击之下才走上的离婚与寻找自由光明的道路。表面上看,似乎愫方的最后出走是出于作者的惋惜和怜悯,而实际上却是因循了人物本身的性格和逻辑的。愫方具有传统东方女性的性格质素,可这并不成为不会出走的理由。实际上,在第三幕曾皓奄奄一息、大厦将倾的时刻,支持她留下的唯一理由无非是曾文清——她在心灵深处坚信其不会有回来的一天,执着于立一番事业。当曾文清归来——她的梦想被无情的粉碎了的时刻,她留在曾宅的生命意义已化同为零,于是便随着瑞贞毅然决然踏上了出走——寻找另一番天地的路途。 
  “今天的北京人”,代表了一种腐朽衰竭、残杀个性生命价值的封建文明;而“以往的北京人”,则是曹禺心中久违了的畅快淋漓自由世界的象征。然而最后的出走,亦决不是走向过去的原始世界——因为袁氏父女只送“一半的路”,而未交代明朗、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的“实托邦”也寄予着曹禺人格重塑和文明新生的价值理想。总之,《北京人》和《雷雨》、《日出》、《原野》相似,都在追寻自由人性的灵性光辉,而无不是靠着作家内在“野性”与“蛮性”气质推动的;然而,作为曹禺的“关门戏”,《北京人》又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特色和价值内涵。

  三、《北京人》的“诗化”艺术特色与独特丰厚的价值内涵
  曹禺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话剧是他心中的“诗”,而不是所谓依附社会政治的“社会问题剧”。《北京人》也具备这样的“诗化”灵化的艺术特质,而其风格则更趋向于平淡隽永、意味深长。《北京人》当中具有大量丰沛的诗情化散文化语言,一箩筐一箩筐的含蓄蕴藉的隽语:
   “在苍茫的雾霭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的,孤独的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帖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②
  不一而足。这样含蓄委婉飘逸着作家淋漓尽致的性情才华的散文化语言,又与戏剧内在的张力、平凡渺小世人对于获救的向往而产生的紧张气氛形成了对比,为紧张如同上了弦一般一触即发的气氛制造了舒缓幽雅的氛围,为剧中人最终的得救铺设了一条充满诗意的道路。如果说曹禺的另外三部名剧还没有明确的理想国指向,那么《北京人》则完成了理想国的完整展示过程,通过人物的“获救”演示出理想国由边缘结构上升为主导结构。
  在《北京人》的最后,曹禺更没简单地用口号式的宣言结束,而是以“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③结尾,这样灵性的构思与含蓄蕴藉不仅避免了直白化空泛对于灵性想象空间的扼杀,更将“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堕落与升华等二元对立的主题在这个结尾中完美的呈现出来”④,其中蕴涵了作者对于人类的期待和人道人性价值关怀。
  结束语:《北京人》作为曹禺的“关门戏”,充分淋漓地展现了作家天才的创造力和形象思维,更深层次地蕴涵了作家对于自由、真率、灵性这些人性价值的期许和人文人性的精神关怀,是继魏晋风骨、明末新文艺、《红楼梦》之后,个性生命意识觉醒的历史与心灵交汇的产物。可以说这和《雷雨》、《日出》、《原野》一样,是渗透着悲悯灵性与永恒的超越性、对于现世生活具有经久启发意义的抒情诗。
 
  注释:
  ①②③ 分别出自《曹禺经典作品选》384页,410页,457页
  ④ 出自《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141页

   参考书目:
  《曹禺经典作品选》,曹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王晓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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