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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衰落与主体性的沉沦——评析《灯下漫笔》

发布于2015-09-29 20:36   浏览次   作者:孙启菲

  1、引言  
  爱夜的人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灯下漫笔》为我们展示一个深邃透彻的灵魂穿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敏锐洞察力。鲁迅本着对于人生高度负责的态度与悲剧性的无畏精神,通过一层层抽丝剥茧的笔法,以及叙议结合的方式冷峻犀利的昭示了中国历史血淋淋的真相。

  2、历史的证明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古人对于文章的定义,认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文以载道”——通过伦理性的教育传输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可见文学独立性与主体性的埋没,在文化中其终极定义是依附于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的附庸品。文章也是奴隶。“三千余年古国古”,被鲁迅拆穿了是一场骗人的把戏。
  文章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鲁迅在这场风波的平白叙述中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议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犹如横云断岭,剑气出鞘,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
  接下来进入对社会历史的剖析中。在对于一系列古国历史的文化解剖中,夹叙夹议,具体阐述种种杀伐屠戮、弱肉强食、兼并鲸吞、文辞粉饰的历史现实,颇有实证主义风采,并做出了如下价值判断:中国的历史只出现过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的新认知。 
  五四的时代是人的主体性觉醒的时代。从清朝一代热衷故纸堆的钱嘉学派到重义理轻才情流泻的桐城派古文,进而转变为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交汇、迸发生命火焰与自我个性高度标榜的狂飙五四,可以窥见人之主体性的被发掘。中国历史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被重新审视。在鲁迅的意识中,奴隶时代的原由在于统治者的杀伐血战与愚民政策。中国人骨髓当中浸润着的是集体无意识的随波逐流,在康乾盛世、文景贞观之治这样的朝代,文人学子大不用说,成日价探讨协商“和谐社会”的建立,百姓治希冀政府“给一口饭吃”,哈巴下人性的尊严摇尾乞怜,遂了停留在口腔阶段的心愿,便忙不迭的高声万岁,欢呼圣贤了;乱世之中则流离失所而辗转流窜于分崩离析之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便是离了主子后空虚惶恐的体现。“一治一乱”的历史呈周期性的历史循环。
  
  3、人之主体性的丧失与沉沦  
  然而鲁迅终究没有给出文化根源的理性裁夺。奴性之根不仅最终不是简单的鲸吞杀伐,而是早在中国文化的发源之中就没有酝酿出人格的内容。作为世界级“酱缸文化”之首的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基本论述中窥探到奴性的本源。“仁者,爱人”,细细端详这个“仁”字,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不禁叹服中国的造字艺术,微妙的结集了文化的“精粹”。两个人,意味着在中国,个体的价值不是由自我来实现的,而自生命伊始就被当作一个非道德的主体,由他人(圣哲贤人一流)来对之进行后天性的改造。这就为儒家思想横行天下奠定了无坚不摧的文化功能。放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迅雷之势扎根于中国的广袤土壤,不是莫名无因的,而是早在有一人之心建立世间道德体系的孔孟时代就有了“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的论调,个体从没被当成是终极的目的,只是实现专制的、一元化“和谐”社会的手段。儒家思想与政治强权结合之后,个体的精神欲望以及正常的合乎人性的需求都可以在以“圣”为名义的指导下进行高贵的抹杀和摧残。  
  这种摧残放大到极限的结果是,人人毫无自尊,又不尊重他人,个体无法用尊严的有体面的形式追逐本应属于自己的生命幸福和价值权利,强权压制之下个体只能够依存社会提供的固有模式来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于是——奴隶着并享受着奴隶身份的顺民社会便形成。  
  尼采有言,真正高贵道德、不朽的人性价值来源于凯旋上升式的自我肯定;而儒家所谓“仁义道德”,属于扭曲天然本性、迁就社会伦理的道德,因为“自我”的理性与价值判断的内容早已经被取消了。对比西方三大“镇山法宝”,其一基督教便认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应当按照个体无上的个性与上帝发展关系;其二理性主义便是要求破除迷信,打破天启的知识,权威的知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其三自由主义或者说个人主义更是有着明确的内容,认为人的根本价值在于抽离社会、集体、国家一级主流声音之外的内在个性。民族差异的本质是文化差异呵。  
  有人说,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不是做一名合格的奴隶,而是成为奴隶主,恰有几分道理。但在《雷雨》的结局中,年轻一代的新生生命的一一飘逝,剩下了三位苟延残喘的人——周朴园,蘩漪与梅侍萍,呈现出一个暴君(专制黑暗的奴隶主)——疯子(妄图超越奴隶地位的疯魔人)——奴隶(顺天应命的卑微奴隶)的畸形结构,奴隶安于本分,颤颤巍巍苟活人世,疯子挑战奴隶规则,自然不免被抽筋剥骨,打入与奴隶并无二致的境地,就连奴隶主——饱受男权社会价值理念摧残而捆缚于辛酸孤苦的周朴园,实际上不也处在自由筋骨被挑断了的奴隶地位吗?可见,奴隶主的本质还是奴隶,同等的没有人性与自由。迅翁何其高明。
  
  4、饮食文化与震慑西洋的魅力
  鲁迅在文章后半段转入对“吃人”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用“吃”这个字来说明中国文化的本原自是再好不过的了。中国社会是一个漫长古老的农耕社会,与饮食文化有着同根生的联系。游牧民族长期忙于迁徙流动,无暇顾及“吃”之一字。商业社会的人民钻营为商之道,只有重农抑商的中国社会,在古老的与遍布荆棘作斗争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重实际,轻玄想”的民族特征,缺乏西方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想,“食色,性也”,缠绵于感官之上的满足,中国的一切审美文化活动也自饮食开端。于是乎“吃饭”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撮一顿”也是中国青年乐衷的习惯。耽溺于饮食,必然缺乏超越性主体精神,守着奴隶的本份度日,有一口饭吃,何苦发神经要求个性、尊严以及民主自由的精神。“吃”之一字,演化为民族的劣性,吃人的历史,记录下人性尊严沦丧的疮疤。  
  鲁迅提出,这“川流不息”的“山珍的海味”,这“人肉”的筵席,饮食“文明”使得本国人陶醉沉湎其中,更使得西洋人别有用心交口称赞,殊不知有的时候“文明”往往是腐朽的代名词。站在历史的枝头上,凝望旖旎繁华的江南朝廷,屡次被北方游牧所征服,便一目了然了。吃人的历史,食遍粗淡与腥膻的文化,潜台词意味着“人”不是“人”,被食之物而已,公主们可以用作苟安的城堡,宦官们可以献作慑人心魄的面首,人命可以充当瞬间即散的炮灰,然而最终还要震慑于文字的威力:如同张巡、许远般将妻女贱视为将士充饥的干粮,竟然美其名曰“男子汉大丈夫”,可见有的时候,要在中国和合“男人”、“女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必须泯灭作为“人”的代价。
  
  5、艺术特色与总结全文  
  《灯下漫笔》一文思想容量丰厚,措词简约,达意传神,在犀利的理性中渗透着激切的情感:“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从个人感觉与理性判断来讲,这种口号式的宣言未必增添文章艺术价值,有些破坏文化观感,甚至未必反应作者的真实心态,仅具有特定时代的宣传价值。鲁迅说过自己的文章不是艺术,并非客套谦辞,真正的艺术是不会在迁就大众目标的心态下产生的,于是夏瑜的坟头出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小小花环。  
  鲁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倡艺术“为人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文化上的统治欲望。并非刻意不恭,既然严羽说过,“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是批评的真风骨,在下虽浅,却也对文化真理性有所仰望。直言以述,此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统治欲,与它提倡的“个体精神自由”相矛盾,导致了他由启蒙思想家变身“无产阶级斗士”,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的基本精神中囊括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内容,在后一时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垄断之下,消弭沉沦,国家主义大行其道,文艺沦为政治附庸的因由,便有所依循的脉络了。  
  第三样时代,毕竟还未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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