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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镜像的破灭和集体文化幻想的终结

发布于2015-09-29 21:20   浏览次   作者:孙启菲

  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而成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1995年的执导的影片处女作。这部第一人称为叙述主体的电影展示了一个丰沛淋漓的青春时代。相比起80年代中后期借由思想解放潮流而兴盛的第五代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摆脱了时代和主流话语的限制,离却了伤痕、反思文学特有的批判性特质,在对文革期间北京少年的阶段性往事的追述中,上演了一出交织着青涩梦幻与青春原始突发性色彩的大戏。一段酣畅丰沛而又饱含尴尬荒诞的岁月之中,暗含了特有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自我残暴性扩张和毁灭。该剧全面用一种柔和淡雅的黄色勾勒出阳光明媚的青春季节。如果说中国文革是欧美文化革命的镜像,那么中国文革也为60年代提供了一个表象系统,正是在与旧有主流社会断裂意义上,造成了两大阵营的高度互动性。这个被书写、被审判、被遗忘和埋葬的时代,便通过个人若有还无的追忆、与儒家男性中心传统以及国家主义情绪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浮出地表呈现开来。并为个人截断“宏大叙事”的有效遮蔽提供了某些自由、契机。同时也通过“镜像”式的氤氲、委婉的视角转换中,完成了红色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性祭礼。
  故事的叙事者——主人公马小军是军属家庭的一分子。作为一个十五岁的、成长于部队后院的男孩,时代的空前“解放”氛围和个人身份的特殊性交织在一起,政治及个人生活空间的双重无政府状态之下,使得个人处于骚动不安的情绪涌动中,高涨激扬的浪漫主义情绪漫随爆炸疯狂的狂飙时代获得了某种恣意的契机。这是一个无信仰时代,“牛鬼蛇神”的摧毁,儒释道古旧价值的崩溃,集体文化幻想落实到毛泽东——这样一个“人格神”、“世俗神”的基础之上。个人生命中非理性因子尽情的发展出一种令人迷恋的、与“镜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张狂恶习。然而时代的漏洞并不能否决个人寻觅自我价值的权利。关于“我是谁”的文化命题,萨特做过论述,人是能创造自身和人是自己种种选择的总和。在这般零零碎碎的镜像组成的总和之中,其实暗含了两个叙事体系,即少年视角和成人的视角。当摄影镜头以摔书包的形式完成了童年与青年的转换时刻,便以一种寓意式的象征开始了一段真实血肉人生的记忆。
  记忆的主体形式是以少年视角展开的。在一个缺乏权威、社会秩序全面混乱的成长时期,马小军作为军人的子女缺乏可靠的仿效对象。在暂时远离了政治性的角力之后,狂欢的盛宴不属于他,反而在一方荒原式的精神狂野之中进行着原始恶性的想像。诚如钱理群先生论述:“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为青春提供的一个‘游乐场’”⑴,其叙事的基本动力在于重拾往昔点滴的冲动。在把一切枷锁踩在脚下的愿景中,青春的、少年人的野蛮打破了尊师卫道的传统,一切显得横蛮原始,无视权威的野性冲动占据了几乎所有教学的生存空间。固然,不学无术的混混侵入教室的时分,君子一般的胡老师飞扬跋扈、高屋建瓴发出了沉重而令人发怵的控诉。然而,在马小军望远镜随意不羁的窥探下,老师也不过是滑稽委琐的伪君子。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发不可收拾的崩溃、解体,仰赖的正是处于青春迷蒙时期少年人的任性和张狂。这是一个文化、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国有化”的时期,青年的悖乱、造反有理的思维仰赖于民族集体文化幻想的构建。然而,在这般张扬国家主义的潮流之下,充满了对一切价值的颠覆,也包蕴着对成人世界的刺探、讽嘲。冒充某国大使进入展览馆看戏的人,竟然是用破烂装扮的骗子;年轻的流氓“小坏蛋”用人际手段成功解决了少年人相互掐架的纠纷,在毛主席神圣庄严的塑像面前被人高捧的滑稽浪荡,然而最终又为更年轻的流氓所杀;当威风八面的老将军和年轻美貌的妻子坐在集体的最前列,与大众分享“黄色电影”的快感时却又以道貌岸然的面孔侧目怒视。《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底色上固然嫁接在浪漫革命的形态上,然而却在窃笑般的讽刺和沉吟中,把世界万物的原生状态赤裸裸的拿出来给人看,完成对经典悲壮的解构之后,疯狂的昭示着非理性世界的虚弱与庸俗,集体无意识文化幻想终结的必然。
  此剧是在底气上充满了对少年世界、暴力美学的由衷赞美和缅怀。对主人公马小军的塑造凸显在对其性幻想的呈现和解读之中。首先影片为我们上演了一场集体骚乱的性游戏。当在其心中毫无尊贵美感的余北蓓强行亲吻周遭男性对象、以获得性快感的时刻,马小军内心的抗拒、嫌恶已显现在其困乏鄙夷的双目中。当兼具天真明朗和放荡妩媚的米兰出现在他视野跟前,少年人的心胸势必随着照片上健康明丽的流波一道,婉转飞扬。原发的性意识和性激情被唤醒,恣意游走,纵横捭阖。属于民族集体文化的幻想提供了红色特权阶层的潇洒淋漓的快意。影片多次利用镜中的印象来提示、丰富集体文化想象的内涵。马小军奔离派出所之后镜前的宣泄,标志着对理想自我与价值实现的幻梦构想,通过青春表象与“英勇无畏”确立一己的英雄身份。六十年代最集中的表象便是青春的表象,它意味着一种集体价值的探索和追寻,更饱含着自我激情最大化、步入成熟社会人行列的期许。当他的母亲借其父亲的名义痛骂其不经纶学业世故的时候,他的面孔朝向了镜前,略伴有微微的苦涩而颓靡的一笑。可见少年人的天真和疯狂是缺乏深厚的人格自信的。在一个失教并丧失权威的环境中,那帮少年人以特异的姿态挥霍着青春,然而又深刻的怀疑挥霍的正当性。这一苦笑,暗蕴了内在自我的缺失放逐,是时代的大环境构造了人格神的体系,然而人格神毕竟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太远,并不能构成对其现实意义的教导和规训。集体文化构想是乏味和空洞的,迷恋于镜像中虚幻之自我表达成为那一时代中刻骨铭心的悲剧。马小军的内心深处,其实对于传统的父子秩序、价值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他未尝不知晓放荡人生挥霍青春是不符合青年成长规律的自我作践。在消解了主流意识、以残酷的暴力和痞气嘲弄成人世界的一切的同时,对自我的怀疑、暧昧而迷离的否定则一步步构成其人格内在化的必然。米兰就像他生命中的冬妮娅,与她之间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糊情绪。米兰一而再再二三的在剧中说“我比你大”、“我比你们都大”,是成人视角的话语力量朝着少年的一次次轻蔑玩弄。在米兰洗头的时候,马小军对着身边的镜子跟其对话,自认其姐姐的过程中满含对缺席权威的膜拜,对成人世界的恋慕和向往,隐喻着青春无知少年渴望被世俗的成人社会理解与认同,找到一个可关爱自身并予以精神鼓舞、教导并归化其进入成人社会的对象。性的神秘伴随渴求依托的感性彷徨而渐渐升起,镜像中闪现的是其高贵神秘的白日梦。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权威貌似缺席,然而却又无时无刻不感染着少年们常态的日常生活,并以传统伦理的训导方式进行伸展、沿袭。当羊搞在澡堂里勃起的时候,刘忆苦痛斥其流氓,可见传统父子秩序力量的森然强健,有着青春、浪漫主义理想涌动的少年们却装作若无其事的缩进了墙角。茫然时代、价值被解构而无从重建的时代,连基本的日常规范悉数被弃,更遑论所谓的真实的性解放,真正情感与意志的自由只能从时代“失语”的大环境中沦为虚化的廉价幻想。然而青春的激情是盲目的,连马小军回忆米兰的时分都充满了无穷尽的自我迷惘。当他发现米兰有过去、在游泳池身材臃肿并不轻盈、并移情别恋的时候,他扩张的荷尔蒙得到了涣散,欲望的投射因着这些不美好的破坏而往回缩,这实际上意味着镜像与自我假设的残酷破灭,因循这一无可替代的现实,引发了马小军暴怒后的强奸行为。他发现爱情不过是心潮里的汇积之欲望,而神圣生命的诞生不过是一个气球被吹破的简单事实,一切依附于集体文化构想基础之上的大坝轰然欲催,一切清纯别致的哀思、建立于成熟女性身上赤诚而又深挚的想像便忽剌剌彻底的垮了。
  价值的崩溃、全盘的颠倒和混乱,刺激了马小军体内玩世不恭的愤世因子,故往的解体、信仰爆发的文化深层危机,都通过性幻想的冰封和压抑束缚而寻觅彻底释放的契机。他寻到了米兰,强奸未遂的时刻,米兰冲起大喊:“你觉得这样有劲吗?”“有劲!”怨愤之中一倾孤惘的深沉,成长于革命被置于怀疑的境地并逐渐陷于崩溃的变动时期,而这一代人对现实有着不死的戏剧性旅程的诗意向往也变得迷离、暧昧不可指了,把那样一种激情美化、并投射在错误的对象之上,文化的悲剧性动脉意味深长的昭示了将被历史审判的命运。马小军在离开的时候脸上挂着模糊的莫名的悲伤,彻入骨邃的哀伤是冰封的梦幻。面对成人虚伪残酷的世界,那种张牙舞爪的天真自恋无非被证实了游移懵懂的虚弱性,信念性力量在此刻结束、飘逝,纨绔而浸润着丛林法则的少年世界无法产生巨大的心灵力量与伪世俗社会进行殊死的抗争。在回忆到与刘忆苦吃饭掐架的时分,他竟自嘲般的为自己圆场,甚至幻想米兰和余北蓓不过是同一人,嘲讽般的消解了自身的经验性创痛,暗蕴着那一代人根本没有惯以始终价值观的可悲事实,甚至连自我都要怀疑、否定青春的颠覆性力量。当他穿上米兰赠给他的内裤,登上跳水台纵身一跃的时刻,便以决绝性、悲剧性的姿态完成了他宿命的成年礼,在微微淡蓝的池水中,意味了躁动、飞扬时代的过去,血肉、真实人生——阳光灿烂日子的告终,社会从此将告别开裆裤的时代,追寻一种有机、圆熟平稳的文化意态。理性开明时代的到来,也代表着人将由自性的人成为自觉的人,现代主义即将终结,沉沦水中的时刻,可以发觉马小军祈求群众救赎的欲望,而当一次次的被踹入水中,淡蓝的池水也淡化了其刻骨的悲凉。从而引申为集体圣坛的跌落,个人幻想膨胀时代的衰落。在一个未名的、暧昧的、犹疑轻狂的斑斓时代,在对于经典主流价值的拆解与哀悼的时刻,妥协性与犬儒主义便浸湿了骨髓,最深切的悲哀还在于意欲摆脱少年的轻狂,却连庸众的理解、一点温暖都无法得到。正说明即将步入现代社会的人“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向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地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⑵
  影片当中还存在一个镜像,便是傻子这个人物。傻子被安排只有三句台词是有象征寓意的,当“欧巴、古伦木”的一问一答在若干年后成了一句骂腔的时刻,意味着以精神政治支配社会和人们精神的意识形态业已完结,有的只能够是虚有其表的权力结构,单纯的“公有制”年代如同镜像一般一去不复返,回首当年种种莫名无因的冲动,只有回味个人经历时分那种本质性的孤寂清妄。傻子的年代意味自身主体性的缺失,而理性与自觉时代的到来又将个人推向拜金主义、潜规则的狂潮。浮躁的时代幻灭了,青春理想的退隐,伴随着与庸众同化的过程。那个红色的时代自我已被模糊,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结构的真实的精神灾难与死亡。借重国家和民族性文化想象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民族一旦少了鼓动性叫嚣,反而陷入了沉默一般的死寂,此刻也已不是阳光灿烂的温馨色调,而切换成平庸的、无激情无色调的黑白画面。傻子言语的变化,也暗含了世俗化旅程取代经典与文化集体想像的必然。人们在迷失、放逐的时代故去之后,又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延续,丧失了理想的光辉和浪漫的勇气,人文生态随之畸形化与愕然,生命延续到90年代中期的马小军一代人,心胸里剩下的无非调侃,抑或是卑琐的写实。此时此刻,随着某种妥协性的折中,对历史的悲怆性忏悔也被彻底抽离了,时代对人进行的新的规训,不过是将人与人的距离拉到箭猪与箭猪一般而已。姜文将这种激进而不带有任何建设意义的风潮,最终以犬儒的姿态融进了电影里,不过是一阵幻化超脱的养精蓄锐而已。主体叙事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傻子的颠覆映照着现实社会的功利化过程,这一充满了镜像式寓意特征的形象主体在讥讽中解构了这几十年文化历史的集体性,暗合的是大众的历史虚无主义心态,和时代转型期“一种如同青春期一般的正在集聚却未获命名、指向不清的社会情绪与文化心理。一种在陡临的贫富分化面前,聚集起无名的社会仇恨。”⑶因此,无论《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么强健有力而精细入微,迎合的更多是商品交换时代的世俗化需要,及时消费的市场经济特征而已。  
  
   引用资料:  
  ⑴ 摘自新浪读书:钱理群《青春是可怕的》          
  ⑵ 施太格缪勒:《当代西方哲学主潮》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2页  
  ⑶ 戴锦华著:《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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